少年的不幸，让鲁迅遭受了很大的心灵创伤，他到日本留学后，决定学医，希望学成之后，可以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病，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但是，幻灯片事件却改变了鲁迅的初衷。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在日本时，他写了很多深刻的文章，并和弟弟周作人还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落寞之际，鲁迅本想去德国，但经不住母亲的哀求和经济上的压力，他最终在29岁时选择回国。回国后，他先在浙江绍兴任教，后来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一个人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
这期间，正是中国社会最剧烈动荡的时候，鲁迅本应在此时大展拳脚，摇旗呐喊，但是在目睹了一次次以革命为幌子的政治秀后，他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始终以怀疑的态度冷眼旁观。他宁愿以收古董、抄碑贴、读佛经的方式默默地打发时间，也不愿参与喧嚣动荡的社会现状。然而，这种百无聊赖的清静生活对心怀壮志的鲁迅来说，也有着说不出的苦涩。
但是，一本杂志和一个青年却打破了鲁迅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本杂志就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而这个青年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
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留日的同窗好友，他在为杂志寻找优秀撰稿人的时候，首先想到了周氏兄弟。周作人很爽快，但鲁迅却迟迟不肯答应。钱玄同拿出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劲头，想方设法鼓动鲁迅为《新青年》写稿，但鲁迅一直不为所动，直到两人谈到“铁屋子”比喻时，鲁迅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鲁迅不愿出山的原因很简单：“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死了，然而从昏睡人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但是钱玄同却反驳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终于被说服，他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并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自此之后他一发不可收，写出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这一年的鲁迅37岁，离他去世还有18年，但这短短的18年，却是鲁迅笑傲江湖、所向披靡的18年。
中华民族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起到清朝的覆灭，前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在这几千年中，朝代更迭，制度兴灭，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都与之休戚相关。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秦朝的大一统，西汉的辉煌，唐朝的盛极一时，宋朝的积贫积弱，明朝的黑暗，清朝的翻天覆地，都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把一个朝代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就是它的根系。伴随着中国的版图不断地扩大，如果没有较为完善、考虑周全的政治制度，这棵大树就难以茁壮成长。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是普适的、完美的，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从中汲取精华，吸取教训。
钱穆先生作为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他选取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五个朝代对它们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纵向的比较，进而得出了一些有关历史发展的结论。
初读此书，我对之前不甚清楚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再读此书，我横向地看到了政治制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纵向地看到了历史变迁的轨迹。
从政府组织看朝代风貌
政府组织是政治制度的根本，从一朝的政府组织可以看出窥见当时的政治风貌。在中国古代的政府组织的更替过程中，主要存在两对此消彼长、相互制衡的力量。一对是皇权与相权，另一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整体的趋势是皇权加强、相权衰落，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力衰落。过去我们总把古代的政治制度用“封建集权”一言蔽之，然而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尽管看起来皇帝处于所有人之上，统管天下各种事务，但实际的政权却是在政府手里的。宰相代表政府，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简单来说，皇帝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宰相则是决定政治的人。在相权极度衰落，皇权不断加强之前，古代政府是皇权与相权互相制衡的。因此如果把中国从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都描述为“封建统治、皇帝专制”恐怕是不合适的。在秦汉时，我们有郡县制，中央政府设有三公九卿，宰相统领行政权。到唐代，相权被分割，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职权加起来才相当于汉朝宰相的权力;到宋代，相权愈加衰落，只剩中书省在皇宫内承旨，设立了专门的选人用人机构，财政、军事权也被分割，皇帝专制也随之加强，但还并未形成完全的皇帝专制。而到了明清两代，宰相被废除，行政权落入了皇帝的手中，此时才是真正的皇帝专制。历史上有明君也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也难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有充足的精力来独自治理好整个国家。皇权的加强是权力欲望的膨胀，是对拥有的权力的一种不安全感。从皇权的大小与社会兴衰的关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过度的皇帝专制是朝代覆亡的一大原因。
纵然适当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安定，但过分的专制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活力的缺失确是不可估计、难以弥补的的损失。在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如何管理好这一大片土地是一大难题。如果过度中央集权，地方政治将会失去活力;而如果过度放权，则会出现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由此观之，集权和放权的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的平衡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回看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在汉唐时代，重要的是解决地方的混乱问题;而在明清之后，更大的问题则是如何避免过度集权使整个国家失去活力。
从各朝民生看兴衰轨迹
土地是古代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制影响着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这描述的是先秦时的井田制，井田制下土地名义上为国家所有，实际上被贵族占有，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随着私田的开垦，这种制度也不复存在。到了汉朝，则实行的是土地的私有制，国家向土地所有者进行征税。但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是土地买卖兼并的情况，富人拥有大片土地，而穷者却没有赖以生存的一亩地。而唐朝则是沿袭了南北朝和隋朝的均田制度，国家将土地分给无地耕种的农民，在耕种一定年限后土地归农民所有，在死后归还国家，此时的税额仅为四十收一，极大地为贫穷百姓减轻了负担。
形容政治清明时我们常说“轻徭薄赋”，因此除了土地与税收之外，影响百姓生活水平的还有徭役。在唐代以前，兵役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可以说是“全农皆兵”。由于军队储备是一个国家的必须，取消兵役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尽可能地为百姓减轻负担是统治者应当考虑的。汉代的政治制度在兵役上为人民考虑颇周，在家中有多年连收的余粮时才让壮丁去服兵役，免得家中无人支持;取消了秦朝大一统以来的“戍边三天”的不合理举措，采用以税代役的措施……这样的兵役制度，在体察了民情的情况下，也增强了百姓服役的积极性，这也是西汉繁盛的原因之一。反观宋朝的兵役制度，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饥荒之处，把灾民募为兵。募兵加重的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无赖之人，没有纪律性，而灾民身体孱弱，没有战斗力，这就是北宋对外软弱的原因了。到了南宋，军队更加松散，宋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废弛的阶段。
由几代的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何西汉会出现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而宋朝却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扼腕叹息了。纵观历代政治制度，得民心者得天下，顾得民生的统治者往往也顾得国家;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统治者同样也无力拯救国家，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患。
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一标题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朝代和制度的不断更替中，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功也有过，有得也有失。没有一种制度是不论古今皆可用的，政治制度在制定时一定是考虑了当时的时代情况的。政治制度是一朝风貌的根基，也是各朝兴衰变迁的源流。我们在评价一种政治制度时不仅要辩证地看待，更要结合其时代背景，而不能单纯地以现代的眼光评价过去的政治制度。
这段时间有幸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说题目是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实际则以主要讲了汉代、唐代、宋朝、明朝和清朝五个朝代。这主要是因为钱穆先生的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个小时。所以钱穆先生就择这五个朝代，也因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比较有代表性。书中大致以这五个朝代的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以及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来讲，并且分析了这四个方面的得与失。下面就来说说这本书中的一些特点和书中一些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观点。
由于这本书是钱穆先生的讲稿，所以本书有很多与现在普通书籍不同的特点。首先是本书的语言特点比较口语化，通俗易懂，阅读时不费力，就好像在听钱先生讲课一般。其次，本书更加“朴实”。现在的书籍普遍都是为了说明自己的一些观点，而旁征博引，会引用很多资料，并标明资料出处。这样的书虽然更加具有学术性和规范性，但却也多了一种“功利性”。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通读下来，就像是一位老先生从容地给学生讲述着过去发生的事。但是，老先生的想要教授给学生的要点却在学生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这可能就是大家的魅力吧。最后本书书名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是，钱穆先生并不旨在书中非要说哪个朝代，哪项制度的好坏，而旨在让读者真真正正地了解这项制度，继而，得失自然就明了了。我认为此书的重点应在历代政治而不在得失。
当然，作为讲稿录成的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不够系统，文章的结构略显凌乱。
此外，钱穆先生在本书中在讲授知识要点时也颇为生动，往往能把难懂的知识转化为简单的例子。政治制度其实比较深奥，各个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不易明白。尤其是古代的政治制度，其名称也不为我们所熟悉。钱穆先生用了很多生动形象的比方，把深奥难懂的知识点转化成浅显易懂的比喻，让人一看就明白。看懂了比方，再回过去看古代的政治制度，便豁然开朗了。如讲到唐代政治中的观察使和地方官之间的关系时，钱穆先生用了现代的督学和大学校长之间的关系来打比方。若督学的地位高于校长就会降低校长的地位，不利于大学的管理。从而说明唐代政治中监察史的权利高于地方官，把地方官压抑在观察使之下，不利于地方行政。再如讲九品中正制不适用于晋代时，钱穆先生用“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比喻九品中正制只适用于魏，这个地方与中央失却联系的特殊时期，不适用与晋这个统一天下的时刻。若继续沿用这一制度就只会带来一系列的弊端。就如九品中正制在晋代被沿用下来，最终发展成为门阀制度。
细细读来，钱穆先生所提出的很多观点都让我感到很受用。首先书中所说的“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让我获益匪浅。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上的制度，或是事件和人物，以前我所牢记的是要分析其两面性，现在看来仅仅这样是不够的，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过去的事物。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制度自是为适应那个时代而创立的。譬如我们现代人一说到王位世袭制，便立即觉得这是不可取的，这种制度是腐朽的、落后的，尤其是相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而言。而现在看来王位世袭是很有必要的。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是小国寡民，他们选举领袖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以旷场上，便可以表现人民的公意。而中国在秦汉时代，疆土广阔，户口至少在几千万以上，并且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各地，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推行民选制度。同样，我们现代人也不能用现代的民主制度来批评当时的王位世袭制。
但是，这并不是说时代意见完全没有意义，而是说相对于历史意见而言，时代意见的地位便相对较低。这其实是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上出现的政策、人物或事件时，要充分地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正因为一个朝代的制度需要结合其时代背景来分析，所以时代背景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钱穆先生在介绍某一制度时，也尽可能地将当时的时代背景详细地描述出来，让读者进入到当时的环境中去。再去看这项制度，就会发现这些制度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在讲述宋代兵役制度时，首先介绍了宋建国后严峻的形势，分析了宋在北方面临着强大的辽，而宋的都城又在开封，易攻难守。一旦与辽开战，万一吃了败仗，就会危及国基。所以不敢轻易开战。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宋代的兵役出现了“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的奇怪的现象。
第二，从多方面看待事物。虽然本书的书名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是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却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政治。钱穆先生说的“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绝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所以书中并不仅仅讲到政治制度，还有包括军事、经济制度等。因为这些制度在同一时期必定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经济是政治得以存在的基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决定政治。军事又是政治的保证，因为军事不给力，而被推翻的朝代也不在少数。由此可见我们在分析一个朝代的某项制度时，务必要适时的结合其他方面的制度，这有利于我们做出客观的评价。在我们生活中也一样，在看待意见事情时，要联系与这件事相关的其他方面，才能将这件事情看得更透彻。比如当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切糕”，我们应当看到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混乱造成，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民族融合过程中还存在着的问题。
第三，流变的制度，只有认识到制度是在流变的，才能把握各项制度的真相。每项制度都会受到先前存在的制度的影响，也会影响后来出现的制度。而我们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这项制度的真实影响。这在考试与选举制度中体现的较为明显，唐朝的科举制有着汉代察举制的影子，由考试和选举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就形成了科举制。从这里可以看到察举制流变的过程，以及它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唐代的科举制的最终形成是由历史的积淀而来。
最后来说说，我在读本书的最后一讲时的感受。在最后一讲清代的制度时，觉得钱先生在这一讲中对清代的制度肯定极少，多半是批评。说清代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又说“总之，清代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钱穆先生一直称清朝的统治为“满族政权”，他们的一切政策都只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似乎是不承认满清是中国，还把满洲人和中国人区分开来，隐透露出一种“大汉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在现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团结的今天，这种偏见确实不可有。
总体而言，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书中很多关于史学的观念，以及看待历史的方法值得借鉴。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讨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权分配、政治组织，从选举、经济、军事等角度详细介绍了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他在文中反复强调，任何制度都是有利有弊的，评判的关键依据在于制度实施时的真实反馈。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我们需要尊重历史中客观发生过和存在的，不能仅凭现代理论或熟知的价值观做出主观推测。
制度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代表性。每项制度的背后都有其理论思想和历史原因，如果只就事论事，抽象地讨论某一时期的制度，既不合理也不严谨。钱穆先生认为，政治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一项制度从制定到执行，涉及的社会因素繁多复杂，带来的社会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设身处地，剥茧抽丝，充分考量。
制度是动态的。制度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现实情况，如果情况有变，制度也将相应调整。因此，制度评判也应是动态的，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此外，成熟理性地分析制度需要明白，没有永远的好，也没有永远的不好，因为“若一项制度一直好，则会使政治窒息，不需后代人来奋斗努力;惟有制度出错，才能让人保持警醒，始终保有改进努力的心态”(35);更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制度不断被修改、被推翻，但制度背后的核心观念需要被发现、被提炼，“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原之可靠性愈大”(56)。
中国传统社会鼓励书生考取功名、走上仕途，造成了读书人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所以钱穆先生“诊断”中国传统政治有臃肿病。这一现象的优点是，官员可以在政治表现中试炼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与实际得以结合。弊端则更加明显，大量知识分子集中到政治一途，文官的社会地方不断上升并愈加牢固，很难再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与文官相庭抗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明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重文轻武的趋向…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196)。“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值得被称颂、被学习，但当是否能写出精彩文章成为衡量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主要标准时，社会价值观已经偏离失衡。受篇幅限制，钱穆先生不能在书中辅以更多史料，但结合相关书籍文章，可以看出，受文人当道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务虚的社会。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水利工程，不同朝代都出现过“不是专业人不干专业事”的纸上谈兵事件。一方面，有志有才之人拥挤在从政做官之道，另一方面，工商等社会其他行业鲜有人问津，再加上繁密的法令制度，重重束缚，中国传统政治、传统社会难以革新、没有起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制度面向社会大众，应当是无私的。当然没有绝对的平等，但公私之间可以权衡。钱穆先生认为，有私心、谋私利的只能称为法术，而不是制度。清朝的政治制度恰恰有许多私心，所以他在本书中作了严厉批判，言辞虽然激烈，但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少数民族政权抑制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不禁让我联想到孔飞力的《叫魂》。也许在钱穆先生看来，那场惊动全国的“妖术”恐慌正是清代法术的直接印证。
制度是在宏观层面制定的，但却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清代中叶以后，丁册不再需要，于是一个国民，如果没有田地，不参加科举考试，不违反乱纪，可能永远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也许在富足的和平社会，不少个人甚至会拒绝主动与国家发生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个体的信息无法传递汇总至政府，那么执政者很难对宏观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也更难顾及到那些弱势人群。
钱穆先生提到立国关键在于向心凝结，全国人民要有共尊共信心,颇有感触。想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是帮助、促进国民建立共尊共信心，虽然可以高度总结成标语、口号，但是只有渗透在制度中、落实在行动上，才有可能实现，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浮于表面。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但社会过于平铺，所以缺乏组织力量。确实，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区建设还停留在政策执行阶段，民众自主自发的意识和力量都比较缺乏。然而，共尊共信心恰恰是自下而上积累而成的。
196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入上海画院油画雕塑创作室，曾任油画组负责人。1980年旅美后，专注于中国题材油画的研究和创作。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华人画家。
60—70年代创作了《黄河颂》、《占领总统府》、《踱步》等知名的优秀油画作品，让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1980年陈逸飞怀揣38美元赴美国留学。1984年获艺术硕士学位。后在纽约从事油画创作并在华盛顿、纽约、东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多次参加香港和国内的油画精品拍卖会，其中作品《山地风》创华人油画作品拍卖价。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和国内外收藏家广泛收藏。水乡风景、音乐人物、古典仕女，还有西藏，都是他画笔下的主要题材。早在1985年，美国《纽约时报》就称陈逸飞的“画风融合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叫人想起欧洲大师的名作。”1983年，哈默画廊的主人哈默博士在向世人推介陈逸飞时，撰文指出：“他的画是接近诗的，因为他只是在指示而非肯定。”1984年，美国《艺术新闻》杂志将陈逸飞定名为“一个浪漫的写实主义者，作品流露强烈的怀旧气息，弥漫其中的沉静与静寂氛围尤其动人。”1985年，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博士访华时，曾将陈逸飞的作品《家乡的回忆——双桥》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
在1985年后的12年中，陈逸飞一共售出500多幅画，1991年到1998年，他的33幅画的拍卖总额为4000余万元人民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当代中国画家能在国际艺术市场上与之比肩。2007年，陈逸飞成名画作《黄河颂》经过多轮争夺，最终以4032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这不仅是陈逸飞本人油画作品的价，也创下了中国内地油画作品成交价的纪录。
他还曾进军影坛。1999年，完成电影艺术片《逃往上海》和电视纪实片《上海方舟》。12月玛勃洛MARLBOROUGH画廊将为他在纽约举办“跨世纪”个人画展。2002年开始筹备个人第二部电影《理发师》，次年发生了“《理发师》停拍事件”。
2005年4月10日早上8点44分，因胃出血在上海华山医院去世。
2010年10月，“鬼吹灯”系列图书以近1000万元身价签约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打破了此前韩寒、郭敬明等人创下的纪录。如今，张牧野已成为中国最赚钱的作家之一。他说自己绝对是中国教育流水线上的一个次品。
他父母都是地质勘探队的，常年要到野外找矿，找到矿后，就驻扎在当地。因此，张牧野整个童年都跟随着父母走南闯北。小牧野白天常与小伙伴们在山野里疯跑，看过死人骨头，变着样儿地玩打仗、藏猫猫的游戏。晚上常会在大人们休息或野餐时，听那些见多识广的勘探队员们讲天南海北的民俗风情、奇闻异事。后来他也学着瞎编出一些故事，吓唬别的孩子。上学的时候老是今天请假，明天旷课，天天都想编借口。同学听他编得有模有样，很容易过关，也有同学旷课，让他帮忙编个。虽然张牧野的学习基础没有打好，却给了他无拘无束的性格和想像力。
从小到大，他都是老师眼里的差生。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数学没超过20分，一提公式就傻眼，对符号有恐惧感。高中老师曾经气急败坏地对他吼过：“你就玩吧，你以后肯定考不上大学，也找不着工作。你就这点出息。”
他大学读了一年就退学，在电视台干了两个多月杂工;卖过衣服，经常到北京批货;考了上岗证，开过美容美发店;他开始写作非常偶然。他曾有过一个奇怪的念头—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会不会是“讲故事的人”?他在骨子里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
2005年10月，张牧野所在的公司遭遇停业整顿。他每天无所作为，女朋友则整天在他办公室上网看鬼故事，就这样他开始写……直至后来，他写出了连专业考古人士都疯狂追捧的系列《鬼吹灯》。
张牧野书中古代文化的知识和天马行空的想像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他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里播的长篇历史评书。后来他还非常爱看央视的《探索•发现》以及国家地理频道的考古节目，《鬼吹灯》受到《2001太空漫游》、《异形》、《金刚》之类的电影影响。他从小看杂七杂八的书比较多，对《易经》也特别感兴趣，而《易经》包罗万象，能派生出各种文化。所有的书，他最喜欢《水浒传》，看了40多遍。
每次出差或旅游，他都喜欢坐火车。坐火车可以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听他们讲四面八方的奇闻异事，比如裁缝祖先是轩辕，唱戏的祖师爷是唐明皇，杀猪的祖师爷是张飞，传统的行业像各自的门派一样。他最爱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耳濡目染之后，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
他还特别喜欢瞎想，开着车都会走神想故事，为此他不敢开车，就是怕出事。他写作时以想像力选字，有些字只有《康熙字典》里才找得到，但他对怪字的解释，与原意居然相当接近，每每令出版社的编辑们啧啧称奇。
钱穆先生是史学界鼎鼎大名的大师，不过念书之时，也没读过他的几本书，印象寥寥。几日前师大一位故人在微信告诉我，近日正重读钱穆，然其满篇崇古，着实让人不忍卒读。在他的鼓动之下，我便挑了钱穆先生最薄的一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探究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宾四先生的讲稿整理而成。全书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钱穆先生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重点考察一朝一代之政治得失，制度方面则侧重政府组织、财政税收、铨选制度与国防兵制，四项都可谓是立国之本。钱穆先生在自序中便清楚地解释了他完成此书的意义，他谈到“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视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政治之误解。”可见，钱穆先生并非坚定不移的崇古，而只是作为一个严谨学者为中国传统政治正名，这是他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第一要务，我以为可以概括为“破除误解”。此外，钱穆先生还说道：“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这一观点我想可以概括为“人事、制度配合论”，即人事与制度均不可偏废。
钱穆先生从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再到清代，一条线讲下来基本上中国王朝制度的脉络就十分清晰了。一个朝代不到两万字的篇幅，从阐述政府组织中皇室与政府之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关系，以及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一代政治制度之特点、政治之得失立现。环视当今，恐难再有人能出其右。
掩卷而思，从秦至清两千年的传统政治，不能简单说它是专制政治，但是客观而言，除了很多宝贵经验之外，也有很多流弊。中国传统政治的进程似乎是越走越狭隘，到最后的清代部族政权将之前的优良政治传统几近耗光。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他又说“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回头来看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些政令，方才明白原来每一项均有来历有出处，有出于公的制度，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私心的权术。历史、大众、精英、权谋与制度这一切具有裹挟力量的因素将国家的走向推向未知。钱穆先生从严谨的历史研究中总结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走向或者说是趋势：
一是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国家统一是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二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这一点可能与大家平日的想法有差距。钱穆先生说的平等并非西方普世价值中的“人生而平等”，而是指贵族、大门第的没落，中国社会自宋以下，造就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用句时髦的话来讲就是中产阶级的消亡与缺失。
三是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三代。实质在讲中国知识分子在绵连几世的皇权面前自感卑微。结果便是皇权的日益尊贵，而经铨选制度进来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政府之权的日益卑微。
四是中国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治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这也被当代的管理学家称之为“钱穆制度陷阱”。而且钱穆还有一个可能与今天社会共识相矛盾的观点，他认为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法治的，即制度化，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
大师的书往往不仅让人学到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人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从古至今都在困扰着我们，或者说是今天的解决方案也未必让人满意。所谓读史以鉴今，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了一条新路，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减轻一点人的武断。”钱穆先生说：“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为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回顾自身，读书不多，武断不少，到如今方才正本清流，开始有些许独立思考。拉通来看，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种毁灭重生的螺旋趋势吧，只是悟的早与晚的问题。
在很多人眼里，杨宗纬并不算是很帅的明星，深深的眼窝，高高的额骨，似乎有点像台湾原住居民。杨宗纬的家在台湾中坜，家中有一个妹妹和弟弟，那里的客家人比例相当高，不过他并不是客家人。因为小时候特别爱唱歌，从小就在当地很有名。
生活中的杨宗纬是不折不扣的乖乖仔。早睡早起，每天早起做运动，不爱喝饮料，只爱喝水。这本来应该是很平凡普通的生活习惯，但是在演艺圈夜猫子和夜生活糜烂的人相当多，像杨宗纬作息如此健康规律的人反而是异数，他的经纪公司还因此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杨农夫”，因为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其实杨宗纬不仅唱歌好听，他还是个文武双全，多才多艺的在校研究生。他目前还就读于台湾的国立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运动心理组硕士班，并且他的硬笔字非常娟秀洒脱，首张专辑《鸽迷》里面所附的录音手册就是他写的，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候曾经被书法老师体罚过，他的书法才会写的这样好。杨宗纬的文笔也是绝对的优美，只要到他的网志上看过一遍，就会深有同感。套一句鸽迷的话说，这果然是念过书的大学生写的。
杨宗纬还是运动健将，最擅长的是跑步和游泳，在跑步方面，以前在学校拿过不少田径比赛的奖牌。在彰化师大的时候，曾经连续三届赢得800公尺金牌。在游泳方面，杨宗纬是有执照的救生员兼游泳教练，他最擅长的是自由式，蝶式也很不错。
在涂鸦与美工方面，杨宗纬也挺有天分，平常也喜欢涂鸦，画一些小漫画和插图，而搞笑和模仿秀可以说是他最擅长的，他有着“苦情歌王”与“催泪歌神”的称号，即使是滑稽搞笑的歌词，他都可以唱得非常深情动人，令人叹为观止。
杨宗纬说，可能很多人说我并不帅，可那是第一眼的感觉，而我是那个第二眼帅哥，当你真的了解之后，你才知道原来这个男人，还有不一样的烟火。
求学事业双坎坷
杨宗纬的求学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小学是在内坜国小读的，之后在自强国中读的中学，高中是在中坜高中念完的，之后他考上国防大学法律系，大三时因为总是忙于演出而耽误了太多的课程而被迫退学。
之后他去部队服役两年，当兵回来之后，同时考上台大法律系夜间部和彰化师大谘商与辅导学系。当时他一时无法决定哪一个校系比较适合他，因此决定向彰化师大那边申请保留入学资格，先到台大法律系夜间部就读。读了一年之后，他觉得这个环境并不适合他，所以第二年他就没有再去注册缴费，直接到彰化师大去就读，之后在彰化师大顺利毕业。他因为曾经两次转换学校的关系，大学读了八年，再加上当兵两年，比同年级的大学生年纪大了五六岁，这也是他之后参加超级星光大赛退赛的原因。
2007年杨宗纬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虽然没有获得比赛冠军，但是观众还是记住了他的歌声。节目主持人陶晶莹封他为“催泪歌神”，歌声阳刚而细腻，富含感情，辨识度高，感染力强，特别是演唱抒情歌曲，无论是男女歌手的抒情歌曲，经过他重新诠释之后，常常都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后来因为年龄问题退出比赛，可是杨宗纬仍然受到比赛主办单位华研唱片的器重，华研唱片是“超级星光大道”的主办单位，杨宗纬与之相处融洽，原拟与之签约合作，未料却爆发合约纠纷，由于台北市的黑道帮派“中联集团”的老大“空董”张忠信的强力介入，杨宗纬被迫离开一路栽培他照顾他的华研唱片，转让给他不熟识的经纪人许安进。
第一次合约纠纷暂时告一个段落之后，杨宗纬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成为台湾2008年上半年度的唱片销售冠军，并创下新人最快在台北小巨蛋开个人售票演唱会的纪录，然而短暂地辉煌灿烂之后，还没来得及到内地替专辑做宣传，就由于经纪人不断违约而爆发第二次合约纠纷，杨宗纬遭到雪藏，演艺事业停滞两年多。
两年的时间内，杨宗纬没有安排任何工作，和他一同在星光大道走红的林宥嘉和萧敬腾早已红遍大陆港台，可他甚至没有权利发行自己的一首新歌。谈起那段心酸的经历，杨宗纬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就像他的歌声一样，安静之中自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英雄归来，歌声是的证明
两次合约纠纷结束之后，杨宗纬与知名经纪人葛福鸿签约，并且得到台湾音乐教父李宗盛的赏识，2011年7月15日，环球唱片替杨宗纬举办盛大的加盟仪式，这标志着杨宗纬开始重返歌坛。随后第二张专辑《原色》发行。发行后一周即以G-Music榜41%的销售率，一举拿下五大、MTV频道、POPRadio及iRadio等五榜冠军，并在G-Music保持在榜16周的佳绩，专辑《原色》与主打歌《怀珠》分别获得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推荐为2011年十大专辑和十大单曲。
2013年2月1日，杨宗纬空降《我是歌手》，取代黄贯中出场，被寄予厚望的杨宗纬重新编曲《矜持》，从一首纯女人的表达，变成一个原生态感觉，他说：“男生的矜持是怎么一回事，这对于我是非常大的挑战。”富含感情的他将《矜持》演绎出完全另外一种感觉，让不少观众纷纷动情。但最终结果显示，杨宗纬遗憾地排在了第七名。第二场比赛杨宗纬演唱那英的《征服》，很多人称赞他是歌手中的“许三多”，不抛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放弃自己的音乐坚持，不管前路多艰辛，外界多少质疑，他都能够勇往直前。
杨宗纬选用的歌曲都是一些流传度不广的曲目，这也是导致他的排名靠后的原因。有观众提醒他，如果他选用自己的成名曲《洋葱》，结果肯定不是这样。可是杨宗纬却说，选唱的歌曲都是我想表达的，无论结果怎样，最起码我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在《我是歌手》复活赛中，杨宗纬的一曲《流浪记》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连辛晓琪都感动的流下了泪水。之后他凭借着复活赛成功逆转，在《我是歌手》总决赛上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杨宗纬的歌声细腻中带着苍凉，你很难想象这样两种声音是如何结合到一起，听他的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他那特有带着沙哑的哭腔，总是让你情不自禁的融入其中。或许这就是真正的杨宗纬，唯有歌声才是最打动人的东西。
不要忘记自己热爱音乐的初衷，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流言飞语都会随时间淡去，唯有音乐与爱留下来，这是杨宗纬写在自己的部落格里面的一段话，也许只有真正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才会有这般的洒脱和平淡。
李嘉诚的祖先原为中原人士，因灾荒而南迁至福建莆田。后又因战火连绵不断而由世祖李明山带领全家迁至粤东潮州府海阳县，定居于潮州城内北门面线巷。从此李氏家庭同大批因战乱而南迁的中原人一起成了潮州各部落、各家族中的一支。李氏家庭可以说是书香世家。李嘉诚的曾祖父李鹏万曾经是清朝每12年选拔一次的文官八贡之一，一时传为佳话。李氏祖居门前用于插贡旗的碑座，就是历史的见证。因其家族人士治学风气甚浓，知书识礼，学问渊博，在乡村之中颇有名望，颇受村民尊重，故地位极高。
大凡有志之人，无论年长年幼，只要心里一旦有了宏大的目标，就会有永不枯竭的动力和永不气馁的行动。所以李嘉诚一有时间就躲在小书房里，如痴如醉地看书，海阔天空地去考虑问题。即使有很多书他不能看懂或似懂非懂，但他仍能凭他的天赋和聪颖努力去领悟。在书房的小小天地里，李嘉诚常常做着状元及第、衣锦还乡的好梦，他对那些精忠报国的有识之士敬佩不已。
然而美丽与祥和却是暂时的。
1939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践踏这片宁静的土地。整日整夜，日本的飞机对潮州地区狂轰滥炸，宁和而美丽的潮州城成了一片废墟。李氏一家冒着随时可能被杀的危险，躲着不时而来的流弹，爬过一道道封锁线，步行十几天，一路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香港。一家人寄居在舅父庄静庵的家里。祸不单行，这时候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因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身为长子的李嘉诚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拼命地温习功课。他知道父亲是给累病的，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以取得好成绩，让生病的父亲能获得一份精神上的慰藉。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嘉诚一家的生活过得相当清贫。两顿稀粥，再加上母亲去集贸市场收集的菜叶子便是一天的"美食"。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李嘉诚的父亲身上，希望他能尽快把病养好，让全家能度过这一难关。父亲没能熬过那年冬天，还是撒手归西了。作为长子，李嘉诚从此不得不眼含热泪，无奈地结束他的学业出来打工，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死后，14岁的李嘉诚被迫离开了心爱的学校用他还很稚嫩的肩膀，毅然挑起赡养慈母、抚育弟妹的重担。
李嘉诚先在舅父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当泡茶扫地的小学徒。李嘉诚到这里之后，学到的第一个功夫就是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他每天总是一个到达公司和最后一个离开公司。
辛苦而困难的3年过去了，当年那个14岁的少年已经长成精瘦但结实、英气十足的小伙子了。17岁的李嘉诚在一家五金制造厂以及塑胶带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开始了香港人称之为"行街仔"的推销生涯。
当今世界很多杰出的企业家都从事过推销工作。推销是一门十分复杂而且不容易学会的工作。李嘉诚酷爱读书。每天白天工作之后，晚上他还要买些旧书来自学，学完的旧书再拿到旧书店去卖，再用卖掉的钱买"新"的旧书。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节省了很多钱。最初，李嘉诚向客户推销产品之前，心情总是十分紧张。于是他就在出门前或者路上把要说的话想好，反复练习，从而成功地克服了紧张的心理。渐渐地，李嘉诚发现自己不仅推销有术，而且大有潜力。他那与生俱来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十分适合于做推销员。他总是能凭着直觉看出客户是什么类型的人物，并且能马上了解客户的心理和性格，从而定好相应的推销策略。
李嘉诚认为，在从事推销工作的时候，必须充满自信，而且要熟悉所推销的产品，尽努力，设法让客户感到你的产品是廉价而且优秀的。很快，李嘉诚成了全公司的佼佼者。但李嘉诚从来不喜欢高谈阔论，他认为从事推销工作，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勤劳，二是创新。由于出色的推销成绩，李嘉诚18岁就做了部门经理，两年后又被提升为这家塑胶带制造公司的总经理。
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涯，不仅初步形成了李嘉诚的商业头脑，丰富了他的商业知识，而且也使李嘉诚结识了很多好朋友，教会了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知识。同时，在推销过程中，也使他学会了宽厚待人、诚实处世的做人哲学，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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